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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裕钊与范志熙交游考述(张靖鸣)

发布日期:2024-02-19 06:42    点击次数:59

张裕钊是清季大儒,其人生起点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士子一样,青少年时期受过塾馆教育,通过科举考试进入职场。张裕钊先后在省城武昌、金陵、保定等地供职,曾有过幕僚与书院山长经历。他的人际交游圈较广,交往友人多为显宦与文化名流;而实际上交情笃厚者并不多,时任江苏候补道的同乡官员范志熙系挚友之一。[1]

览观张裕钊题赠诗文与往来信札,已发现他写给范志熙的两篇文章、三首诗、三通信札,范志熙也给张裕钊来鸿与赠诗。通过考证这些诗文、信札,以及相关谱牒、齿录、朱卷等史料,从中探赜二者交游状况,并了解家族文化及社会背景。

一、同案及姻亲关系

清代湖北武昌县(今鄂州市)有两条文化带,一是樊湖(梁子湖)东岸符石乡(今东沟镇至太和镇)一带,二是西北边的神山乡(今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)一带。这两处地段山川相缪,人文蕴藉,孕育了不少贤士俊杰。

张裕钊出生于清代道光三年(1823),家在武昌县符石乡龙塘庄;自始迁祖张伯九于元代落籍沼山之北以来,[2]经历了农耕之家向书香家族转变的历程。范志熙出生于清代嘉庆二十年(1815),世居葛仙镇范家巷;其先祖范松明代隆庆中由江右迁居湖北武昌县神山乡葛仙镇。[3]该家族自清代乾隆以来,科甲连登,蔚成风尚。检阅张、范家族谱牒,在清代咸丰时期以前,两个家族并无姻亲与交往记录。张裕钊与范志熙结识于何时何地?张裕钊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中有记载:“自少时同岁补学官弟子,中又重以姻联。”[4] 以前称补学官弟子为中秀才。范月槎即范志熙,张裕钊与他同年考中秀才,彼此称为同案,时间是清代道光十八年(1838);张裕钊时年16岁, 范志熙时年24岁。“中又重以姻联”,其意还有姻亲关系。丁有国先生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注释中言“张与范有姻联关系,并小范数岁,故张有时称范月槎丈。”[5] 张裕钊曾致信范志熙,落款为“年姻愚侄张裕钊顿首”。[6]这两处文字可证张、范二人的确为姻亲关系,但未言及姻亲具体关系。为此,有些研究者想究其实情,但苦于没有史料,无从着手。前些年,笔者搜集过一些相关史料,现从三种谱牒考证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。检阅《张氏宗谱》47卷(敦义堂,1946年版,该卷为龙塘庄支谱)与《范氏支谱》11卷(经义堂,1908年版),发现张裕钊与范志熙两个家庭三代之内并无姻娅关系。张裕钊的亲家到底是谁?检阅《张廉卿先生家谱》(张善准抄本,1860年版),内有记载:“后沆……生于咸丰四年甲寅岁(1854)十月初六日……聘同邑咸丰丙辰科进士、工部主事范鸣珂之女。”[7]后沆是张裕钊长子,自幼与同县范鸣珂的女儿订亲,录入家谱时只有六岁。又阅《张氏宗谱》47卷张后沆世系:“娶黎氏,贵州遵义县二品顶戴钦差出使日本大臣、川东道黎庶昌之长女。”[8]这两种谱牒是怎样的关系,为什么记载情况不同?

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与宗族关系组成的,有着严格的宗族制度。乡村家庭不能单独修家谱或宗谱,每次修谱由宗族理事会组织进行。《张氏宗谱》初修于雍正戊申年(1728),民国丙戌年(1946)是第六次续谱。[9]各庄门务必在每年端午节将族丁的出生时间等情况由文人抄入墨谱,然后在续谱时录入宗谱;族丁的生殁婚娶记载是承前不变的。张氏敦义堂家族全套谱牒共计48卷,其中龙塘庄分谱为44卷至48卷;而47卷属于该庄张于堂支系,张善准抄录了这一支裔丁世系,手稿由张裕钊保存,后世称为《张廉卿先生家谱》。

孩子订亲是一个家庭中的一件大事,张后沆聘事必定要通过两家父母同意,事后方可载入谱中。仔细考查《张廉卿先生家谱》,张善准所写孙儿后沆聘范鸣珂之女之事绝对属实;但为什么娶的是黎氏?这其中有什么缘故?笔者检阅《范氏支谱》8卷:“德庆……庠名气鲤、号紫函、一号子瑊、榜名鸣珂……咸丰六年丙辰科(1856)殿试二甲五十六名,钦点主事,工部虞衡司加二级……生子一:希震。生女四:长适本邑金牛镇咸丰辛酉拔贡贺义行,次适省城候选县丞洪德厚,三适本邑光绪丙子科进士、钦点翰林张炳琳,四殇。”[10]“四殇”意思是“四女”夭折,由此推断“四女”就是张后沆所聘之女。范鸣珂与张裕钊是儿女亲家。范鸣珂与范志熙是什么关系?再阅《范氏支谱》,方知范鸣珂的父亲范先登与范志熙是五服兄弟。[11]张裕钊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中言范鸣珂系“先生从子”,而稿本作“先生族子”;[12]从辈伦关系来看,三代之内称从子,三代之外称族子,范鸣珂实为范志熙族子。尽管张裕钊与范鸣珂没有成为实质性亲家,但张裕钊仍然尊称范志熙:“先生于裕钊故丈人行”。

清代考秀才要经过县、府、院三次考试。武昌县生员首试在县城,府试在省城武昌,这两次考过了,才有资格参加院试。当时武昌县士子考秀才的首场考试在县城考棚街,应试考生在此集中。笔者揣测,张裕钊与范志熙参加县试时就认识了。

道光二十六年(1846),张裕钊参加湖北乡试考中举人。武昌县共有五人中举:“范气鲤(神山乡)、张裕钊(符石乡)、纪以龙(灵溪乡)、石志咸(马迹乡)、范群鲤(神山乡)”。[14]范气鲤是范鸣珂,范群鲤是范鸣和(字玉函、号鹤生),范鸣珂是范鸣和之兄,均为范志熙族子。兄弟二人同榜中举,在本县罕见。据闻钧天的《张裕钊年谱校注》记载:“此次同榜中与张裕钊交称莫逆者,有范氏兄弟二人、随州黄蒙九。”[15]范氏兄弟指范鸣珂与范鸣和,他俩与张裕钊、范志熙均为同案秀才;遗憾的是这次举人录取名单上没有范志熙,他是没有参加这次乡试,还是没考上?张裕钊在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言:“每赴有司试至省门,及其后走京师,相从奉手,游处之日为多。”[16]每次县试、省试,以及在京城,他们经常在一起,故笔者认为范志熙与张裕钊、范鸣珂、范鸣和一起参加了这次乡试,但没有考中。

张裕钊与范志熙早年交往细节未见史料记载。编写时间略早的闻钧天先生《张裕钊年谱校注》及叶贤恩先生《张裕钊年谱》均未提及范志熙,却提到其族子范鸣珂与范鸣和。这说明了两点:一是范鸣珂、范鸣和兄弟与张裕钊交厚;二是他俩兄弟两次同时考取秀才与举人,名传士林,其影响力超过了范志熙。由此反映出人们对科举等级的认知观念,因为科考功名是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,生员在中举后可以享受一些社会与宗族话语权,往往受人尊崇。而范志熙功名等次低,故鲜有人留意他,以及与张裕钊之间的关系。

分析前述,张裕钊与范志熙结交,并与其族子范鸣珂结为儿女亲家,皆缘于同案考试。从某种意义而言,科举考试开启了张、范的交游序幕;而透观姻联关系,从谱牒中钩稽出来的家庭与家族等成员背景浮出了公众视野。

二、京城集会及思行动态

道光三十年(1850),张裕钊在京城考授内阁中书。据丁有国先生的《张裕钊年谱》记载:“咸丰元年(1851),张裕钊居京供职,相与来往的有柯茂枝、金伯华(均同邑人),钱畹香、吴又枢(均黄冈人),张星阶、兰阶兄弟(均江夏人),尤其是与范紫函、范鹤生兄弟过从密切。此时范月槎住在京师……”[17]时与张裕钊集会文友多系湖北武昌府与黄州府举人,在京备考进士。范志熙不是举人,没有资格参加会试,他为何在京城?据范志熙撰写的《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》记载:“志熙中副车,北上授国子监助教。”[18]副车即乡试副榜,范志熙中副榜后赴京城授国子监助教。《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》也有记载:“道光己酉(1849)副榜,咸丰辛酉(1861)顺天举人,补授国子监正义堂助教,历署诚心堂学正、修道堂助教。”[19]这处文字与上述不同,范志熙中举后,在京城补授国子监助教等官职。这两处记载是否属实?按当时科举制度规定,生员中副榜后即入国子监读书,三年期满,可以参加吏部铨选。笔者认为范志熙在道光己酉年乡试中副榜后,即去京城国子监学习,正是这个期间,他与张裕钊等人频繁相聚。范志熙大约在咸丰二年学习期满后,参加吏部铨选考试,被授予国子监助教;咸丰辛酉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后,再担任其他职务。

丁有国先生在《张裕钊年谱》中又言:“大家常在他那里集会,饮酒赋诗,欢笑吵闹,月槎全不在意。”[20]意思为张裕钊等人经常在范志熙那里聚集,似乎由他款待,果真如此?查究张裕钊《范月槎观察六十寿序》原文:“当是时,先生从子紫函、鹤生,与一时英俊之士,皆年少志盛。弦歌酒宴,酣饮笑谑,剧醉欢呼,辄连旬日;而先生冲然夷怿,狎久而不厌。”[21]其意是张裕钊与文友们在一起连日饮酒赋诗,欢笑喧闹;范月槎兴致很高,从不感到厌倦。并无大家在范月槎那里聚集之意。范志熙系书香门第,家境并不富庶,不具备经常款待大家的条件。而闻钧天《张裕钊年谱校注》中言“张裕钊宦囊初裕,亦不辞宾座”,[22]是符合实情的,因为张裕钊刚刚在京履职,薪金不菲,所以经常相邀宴集。前句“皆年少志盛”指这群年轻人志向宏盛,张裕钊初在京城任职,风鹏正举;范志熙时在国子监读书,蹈厉奋发;而紫函、鹤生等乘势而为,期待殿试折桂。而理想与现实往往差别甚巨,张裕钊希冀以己之才报效朝廷,却正值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,战火四起,疮痍遍地,国力日趋削弱。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张裕钊思想产生激烈斗争,决意去职离京,于咸丰二年(1852)八月回到湖北家乡。他主动放弃来之不易的职位,这是常人不能理解的,这恰是张裕钊的自知之明之处。他深知“自度其才不足拯当今之难”,[23]而京城作为朝廷集权中心,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险恶与腐败,自己秉性不适合复杂的权谋博弈。从中显示出张裕钊的高度自省,以及对人生方向把控的睿智。

咸丰七年(1857),范志熙作《仕隐图》,请张裕钊作序,先后有胡润澜、王家璧、洪良品、彭崧毓等仕宦题诗唱和。“仕隐”指范志熙意欲断去做官的念想,退隐家园。范志熙为什么会有如此想法呢?他在跋文中说:“……仆年逾四十碌碌未有树立,比遭故园俶扰,走都下备员泽宫云仕乎?吾何者堪……”[24]范志熙言及“仕隐”缘由,其实与他的家族科考情况不无关联。那个时代以儒家的“学而优则仕”为价值取向,文人毕生追求中式升官。范志熙所在家族英贤踵继,先有长辈考中文武举人,后有晚辈锐进不懈。范鸣珂堂兄弟18人均为读书人,其中闻名本邑的有四人:陈鲤(道光乙酉科湖北武昌县选拔第一名)、气鲤(道光丙午科湖北乡试第四名举人)、群鲤(道光丙午科湖北乡试第四十名举人)、际鲤(道光己酉科湖北武昌府选拔第一名)。[25]不久,群鲤(鸣和)于咸丰二年(1852)中进士,钦点翰林。气鲤(鸣珂)于咸丰六年(1856)中进士,二人均在朝廷任职,真正实现了“鲤鱼跃龙门”,范氏家族声名由此大显。在封建社会,一个望族的形成与科举人物产生有重要关联,范鸣珂与范鸣和俨然是神山乡范氏家族科举文化的标杆人物;而范志熙在族子们的耀眼光环下显得黯然无光了。他年逾不惑而无所成就,感到自惭形秽,这可能是产生“仕隐”想法的原因之一。

反而言之,范志熙作“仕隐图”是他功名欲望的强烈映射,他时刻憧憬着中式升官,但科考不遂人意,使他的内心充满沮丧。虽然在他不顺心时刻表现出“仕隐”之意,而实则于心不甘,这种矛盾心理代表了当时一些落榜士子的真实状况。

张裕钊在序文写道:“今君之所为,何其近于古之道而远于世之不贤者也。则自兹以往,君之所以立与其位者何如哉……裕钊窃自度其才不足用于世,故尝有慕于古之隐者,然其迹难异君,而趣未尝不合也,故乐为君论其所以云。”[26]张裕钊言范志熙所为与古之道相近,自己也羡慕古代隐者;虽然行迹不同,但意趣相合,这是对范志熙精神慰藉,而心境却大相径庭。张裕钊辞官离开京城,是对官场与时势不满,并非隐退。“然区区之隐,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。”[27]事实上张裕钊时时对世事保持高度关注,他的不少诗文作品流露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。“人生一瞬耳,所争乃千古”,[28]张裕钊所争的是什么?这实为大彻大悟之后吐露出的高迈心志,他在理性调整中追寻属于自己的价值坐标。

三、咸丰、同治年间往来信札和诗章

目前发现张裕钊写给范志熙三通信札,系咸丰、同治年间书写,内容十分珍贵,为他们这一时段的交往提供了详实依据。

第一通信札内容:“自甲寅省门一别,五载于兹,中间兵甲相寻,阻我良觌,饥渴寤寐,无日能忘。前月榜发,知老丈又报康了,殊为愤懑。然骊珠在握,终有操千金而求之者,当不以此介意也……紫函殂谢,今犹使我心怦怦,使彼苍有知,不应夺此人也。回忆联襼都门,胜流满座,自谓一时盛事。数年之间,风流云散,国家多故,身世增感,每一念此,中夜长吁,老丈能无同慨乎?”[29]张裕钊对范志熙乡试再次落榜感到愤愤不平,但还是给与热情鼓励。他对范志熙的才学深为了解,认为考取举人是必然之事。“紫函”是范鸣珂,他于咸丰六年(1856)在京城去世。张裕钊忆起昔日京城聚集场景,一群意气相倾的文友经常饮酒赋诗,风流雅韵,可谓一时盛景;如今好友兼亲家遽然离世,顿觉悲从心来,哀惋之情流溢于楮墨间。信中“甲寅”指咸丰四年(1854),张裕钊与范志熙于此一别已经五年,此信写于咸丰八年(1858)。

第二通信札内容:“顷奉手书,敬悉一是。并承赐寄诗章,缠绵真挚,情深文明……黄州勷校一席,有仲远观察为之推毂,必当延请有道。裕钊于今日归省,见已束装,不能至观察处去矣,伏祈原之。前属局务事,已转托周寿珊刺史,并将吾丈名条交付;刺史亦深以裕钊言为可信,惟刻下人浮于事,未知何日得有机缘耳。湘畹一函已收到,费心之至。与小畹书即当寄去也。胡东翁已代为致声,有信至都中。鹤生处希为道意。裕钊未及附寄数字,甚歉甚歉。小函处并祈道候,忙中草草奉复,即颂元安,惟亮察不赐。裕钊顿首。五月二日辰刻。”[30]信中所言事项较多,可证二人之间联系非常密切。张裕钊在信中言及范志熙来鸿及诗章,现仅存《鄂城喜晤张廉卿旋复别去》一诗:“昨喜与君逢,旋复与君别。逢君遽别君,寸心转郁结。连年阻烽火,音问久断绝。去年得君书,素怀略已释。鄂城忽相遇,颇足话心迹。君志本不羁,汲古醉方册。不愿试春明,念此瞻依切。著述已等身,搜讨不少辍。观书眼如镜,烛屋洞如雪。全史罗胸中,义理俱贯彻。大府重其才,舆地资考覈(时胡润芝中丞聘修读史兵略一书)。文章有渊源,蹊径更独辟。”[31]这是范志熙遇见张裕钊之后写的诗章,溢满喜悦与钦佩之情。“鄂城”指湖北省城武昌,范志熙在此遇见张裕钊。“胡润芝”即为胡林翼,时任湖北巡抚,咸丰九年(1859)二月,他聘请张裕钊等人修《读史兵略》一书。由此推断范志熙这首诗及信札写于咸丰九年,张裕钊给范志熙回信也是同年五月二日。有的研究者可能认为这通信札书写时间早于前面信札,故将顺序前置。王达敏先生校点的《张裕钊诗文集》录入了张氏信札,并在信札后面附言:“前三首录自徐世中撰《张裕钊佚文掇拾》。原载《清代名人书札》第二册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”[32]徐世中、王达敏先生所录与《清代名人书札》中的信札顺序一样,前两通顺序均有误,可见他们载录时是未深入考证的。

陈启壮先生在其著作《碑骨帖姿》中言及此信,认为“小函”是范鸣珂,[33]笔者感到有点惊异,彼时范鸣珂已离世三年了,“小函”应该是他人。检阅范志熙存稿,《木犀香馆诗草》中有记载:“子瑊、鹤生、芝兰、竹野诸侄暨小函侄孙过从最密”,[34]可知“小函”是范志熙的侄孙。又阅《范氏支谱》:“希中,先荣之孙,德首长子。号小函,优附贡生……授汉阳府沔阳州训导。生嘉庆二十五年庚辰(1820)五月十八日,卒光绪三年丁丑(1877)九月十六日。”[35]“小函”系范志熙族子范德首(陈理)的儿子(闺阁诗人范薇之兄),[36]他与张裕钊也有交集。

第三通信札内容:“夏初曾肃一函,至八月始由寉兄转致,计尘台览。自秋徂冬,正深洄溯,忽奉讣音,惊悉太伯母太夫人遽返瑶京,逖听之余,良用骇悼。以仁丈至孝蒸蒸,今者猝遭大故,哀楚亦何可言。惟念太伯母太夫人受封于……年姻愚侄张裕钊顿首。”[37]徐世中先生在《张裕钊佚文考略》中认为这通信札中“太伯母太夫人”是范志熙的祖母,[38]笔者断言有误;一般情况下,“太伯母太夫人”是指官员对同僚母亲的称呼,这里是张裕钊对范志熙母亲的尊称(前述提及《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》)。再阅《范氏支谱》中范志熙的父亲世系:“开椿……初娶张氏。继王氏,江邑文庠生忠伯公女,同治元年(1862)以子志熙官敕封太恭人,又覃恩晋赠太夫人。生乾隆五十三年戊申(1788)七月二十四日卯时,卒同治十年辛未(1871)九月二十日子时,寿八十四岁。葬刘家堰正中右首,艮坤兼寅申向。生子四:长凌书,张氏出。次凌壁、三凌奎、四凌斗,王氏出。”[39]凌壁是范志熙。范开椿的继娶夫人王氏是范志熙的母亲。从以上文字分析,张裕钊写信的时间是1871年冬,写信地点在金陵。

交游是人际学、社会学、生活学的相互融合与投射。三通信札文字不失为张裕钊与范志熙交往的心性流淌,家国情怀和私谊娓娓道来,传递出醇厚温情的友爱,其处世之风与交游状态毕现其间。三通信札书法价值不菲,前两通信札是张裕钊早期书法印迹;而第三通信札则是他书风渐变的一个剪影,见证了融合与突破的探索历程,为今人研究张裕钊书法提供了一个重要切入点。

四、金陵任职及愚园唱酬

曾国藩率清军攻克金陵后,于同治十年(1871)春召张裕钊至金陵,让他担任凤池书院山长。张裕钊从此结束了不稳定的生活状态,进入人生高光时段,前来交流与拜师者甚多,其人生版图呈现出新景象。

据《范氏支谱》记载:“同治八年(1870),调补两淮淮北盐掣同知,复以三汛安澜并马棚湾堤出力。蒙漕督宪张奏准:赏加三品衔,江南候补道办理善后局务,提调金陵书局。”[40]这是范志熙的履职简历,他先在淮北任职,后在金陵就职。谱中记载范志熙时任江南候补道,但他的科举齿录上记载是任江苏候补道,[41]其三子范德权的家传资料上所载也是江苏候补道;[42]而“江南”所辖范围较广,故笔者认为其职务是江苏候补道。同治十二年(1874),张裕钊致信范鹤生:“月丈日前自淮城来至金陵,晤谈甚快。”[43]“月丈”指范志熙,淮城即当时的淮安府城。同治十二年范志熙在淮安任职,曾来过金陵。“光绪六年(1880)十月,洪汝奎辞局,范志熙继任书局提调。”[44]显而见之,范志熙于1880年任金陵书局提调,而任“江南候补道办理善后局务”是在之前。从中推算,范志熙赴金陵任职时间是同治十三年(1874)年至光绪六年(1880)年之间。

光绪七年(1881)七月,范当世在凤池书院拜见张裕钊,范志熙请他作《仕隐图》序。 “当世在武昌张先生书院,观察月槎范公闻而好之,既枉过不遇,则召之饮。问家世,乃知其先并出文正公,始迁之代并由江西。自文正公至于迁其间,又并皆有所缺失,而通州视公武昌稍有绪……公之为斯图,岂亦不域乎其所处而有类于昔之人者与?”[45] 文章谈及范氏先贤迁徙概略及事迹,通州范氏家族与武昌范氏支脉均属范仲淹后裔。

张裕钊的另一名弟子张謇在《柳西草堂日记》记载,他曾于光绪十三年(1887)正月“十五日卯刻氐下关,已刻氐府署。”[46]下关位于金陵西北部,时称金陵北大门。“十七日谒威毅、范观察……”。“(三月)三日集杜诗题范月槎观察《仕隐图》:大雅何寥廓,先生艺绝伦。词林有根柢,文雅见天真。浩荡长安醉,行歌泗水春。生平江海兴,寂寞向时人。”[47]范观察即范志熙。这次张謇在金陵拜访,当即请他为《仕隐图》题诗。从诗中明见,张謇对范月槎的文才与人生境界十分钦佩。从这处记载中可知范月槎1887年还在金陵,而任“江南候补道办理善后局务”是在1880年之前;张裕钊自1871年至1881年秋在金陵凤池书院任山长,他俩同在金陵交集的时间最少是两年。张裕钊所写的《题范月槎雨窗觅句图》《范月槎丈属题栖霞寺残碑拓本碑文》等诗篇大约是在这个时间段。

愚园位于金陵城西南一隅,原为明初功臣徐达后人宅园。1876年,金陵人胡恩燮购下西园故址,重新改建,取名愚园,有“以愚名者,乐山水而自晦于愚也”之意。据《南京愚园史话》记载,当时不少清朝政要与硕儒参加过愚园雅集活动。

光绪五年(1879) 正月二十日,愚园主人胡恩燮为纪念白居易,邀请名流十八人作“香山生日会”,时有薛时雨、范志熙、温葆深、张裕钊、冯煦、苏有炯、陈宗濂等人参加;“范志熙时年六十五、张裕钊时年五十七”,“坐上春秋共得九百六十有一岁”。[48]范志熙当即写诗纪实:“我读香山唱和篇,诗筒来往争邮传。闲邀九老作高会,醉吟日日相周旋……别有桐树标名贤(谓韩叔起比部)。内翰文章二难并(赵季梅、张廉卿两内翰)(《寿白诗存》)。”[49]范志熙著作《退思诗存》也载录了这首诗:“……酒杯在手性陶然,闲邀九老作高会,醉吟日日相周旋……别有桐树标名贤(谓韩叔起比部),侍御鹤琴京兆笔(赵梅叟、张廉卿两内翰)。”[50]这首诗生动描绘了雅集情景及有关人物。仔细比较,两本书载录文字略有不同,但都证实了张裕钊与范志熙等人参与愚园雅集活动。胡恩燮通过范志熙请张裕钊作《愚园雅集图记》:“今诸贤之集,其与乐大暨昔之君子之所志,未知何如?然兹游之乐,不可以无述也。主人既属黄沛皆太守为之图,又介范月槎丈属裕钊为之记。裕钊辞不文,则益固以请,既卒不获辞,乃为记之如此。武昌张裕钊书。”[51]文句古雅简练,意味深长,以白居易等饮宴之事展开议论,寄托心忧社稷的情怀。这次雅集时间是光绪五年(1879年),说明范志熙这一年已在金陵任职了,比上述他俩在金陵的交集时间又提前了一年。

《南京愚园史话》记载:“光绪六年,重作香山生日,除上次参加者外,还有林寿图、赵继元、刘汝霖、陈方坦、邓嘉缉、李嗣沁。”[52]意思为张裕钊与范志熙这次又参加了。查阅庚辰年(1880)《寿白题名》,[53]没有温葆深、韩印、张裕钊、钱应溥、王廷训、冯煦的名字,也没有载录张裕钊的诗文,笔者断定张裕钊没有参加这次活动。但范志熙参加了,并有题诗二首。《南京愚园史话》又记载:“本年六月二十一日,作欧阳修生日,胡恩燮、范志熙、林寿图、薛时雨、韩弼元、陈宗濂、张裕钊、孙文川、赵彦修、吴韶生、刘汝霖、冯煦、苏有炯、沈戟门、管才叔、秦伯虞、刘恭甫、纪克之等相聚愚园。”[54]这里没有具体说明是谁组织了这次活动,但从唱和诗章可见端倪;张裕钊题诗《范月槎观察以欧阳公生日招同仁宴集愚园即席赋此》,赵彦修题诗《月槎观察召同人集愚园,作欧阳文忠公生日。纪诗四首,兼以述怀,录呈郢正,工拙不计也》,[55]从这两首诗题目看出,这次雅集活动是由范志熙组织的。《寿欧诗附》收录了范志熙、胡恩燮等八人的诗作,张裕钊诗作未收录,但《濂亭遗诗》有载:“庐陵蜕去已千载,我辈重来醉此筵。好事风流谁嗣者,高名前后一潸然。当年庆历开皇极,特招天章纳众贤。今日朝廷需望散,几时岳降佐周宣。”[56]张裕钊在诗中借古抒怀,对朝廷与国事尤为关注。张裕钊还题写了《题愚园主人诗册》二首,写有“璀璨新诗三十六,真如百斛卸明珠”等诗句,[57]对胡恩燮的诗给予称誉。

金陵是江南地区文化中心,社会活动频繁。胡恩燮在愚园举办纪念白居易等活动,目的是为了提升愚园的影响力,这需要本都大吏与名流耆彦参与。张裕钊是金陵凤池书院掌门人,文坛魁杰;而范志熙是江苏大员,富于诗才,当属特邀之列。张裕钊与胡恩燮并无交情,他之所以参加雅集,既是看在范志熙面上,也是作为一位寓居文人对古都文化的尊重。张裕钊两次参加愚园雅集活动,写了一篇文章与多首诗。范志熙不仅是愚园雅集活动的参与者,而且还是组织者,题诗唱酬诗文甚多。据《南京愚园文献十一种》记载,上册载有范志熙的诗文77首,下册载有20首,共计97首,在雅集名流中居前列。[58]范志熙的三儿范德权(光绪乙亥科举人、壬辰科进士)是张裕钊弟子,[59]也为愚园题诗唱和,其中一首为:“驱车忆出射阳湾,京洛游踪迄未闲。那许筵前抛白纻,又来江上看青山。五年爱日随流转,万里长风破浪还。偶检敝裘翻自喜,堂前戏学老莱斑。”[60]于此知悉,在金陵期间,张裕钊与范志熙父子、胡恩燮等名流时有往来,而范志熙与张裕钊弟子也有交集,从而构建了多维性的人际关系结构。在时间与空间的错位中,他们的交游表象和内涵发生衍变。

综上,通过对张裕钊与范志熙的交游考察,确定二人交往时间主要在1838年至1881年左右,这正是他们事业起步至成熟阶段。从一座科举独木桥上走出两条不同的道路,这是因为不同的人生观决定的。张裕钊无意仕进,潜心于文化,而范志熙则热衷科考仕途,因而职业有异;他们隶属两个不同价值观的交游圈。张裕钊与黎庶昌、吴汝纶之所以成为至交,是因为他们介入了桐城派文学圈与湘乡派人文圈,而范志熙的人脉圈在官场。张、范不在同一个交游圈,为什么能保持终生不渝的友谊呢?个中缘由,同案与姻亲关系不过是感情基础,而性情相近与兴趣投合等因素不可忽略。

张裕钊在文章中称述范氏:“质厚而气和,貌恭而行逊……其遇人也,无亲疏、贵贱,无愚智、贤不肖,和而易,俭而裕,泛爱而一视。”[61]可见范志熙性情平和与人品颇佳,这或许是“素性严介”的张裕钊择友比较看重的。范志熙嗜好诗歌与藏书,“其学也,于书之善者,博购而广聚之,泛览而不倦。”[62]张裕钊对范志熙的雅好甚为赞许,尽管二人的文化境界不在一个层面,但在情致爱好上不乏一定的共鸣点。“先生于裕钊故丈人行,而常弟畜裕钊。”[63]范志熙对张裕钊持有深厚情结,他虽然是长辈,但对张裕钊像弟弟一样喜爱,况且在学问方面向来褒赉有加。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二人均属于笃行进取一类。张裕钊在京城弃职后,曾在幕府、书局、书馆谋生,生活状态漂浮不定;但他能克难时艰,崇志于学问,成为著名书院山长,为国家培植大批人才,并在文学与书法上引领时代风向。范志熙参加科举考试不顺意,曾产生过“仕隐”的念头;但在现实中从未放弃,而是砥砺前行,终于在47岁考中举人;后晋阶三品大员,同光间以诗名,[64]其书籍4557种庋藏于江南图书馆,泽被文苑。

挚友如异体同心(亚里士多德语录),性质不同的职业不能阻隔君子贤能之间大道共通与心灵冥契。不论是科考竞争的残酷,还是兵甲战乱的纷扰、亲友离殇的痛楚,真挚的友情自始至终贯穿他们人生行进的轨迹,为彼此的功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。而他们的友谊和果实缔结在清王朝衰谢之际,似乎出人意料,却又耐人寻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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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9] 同[1],595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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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6] 同[24],2.

[27] 同[4],49.

[28] 同[4],28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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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0] 同[4],534.

[31] (清)范志熙.范月槎诗文稿(不分卷)[M].武昌:木犀香馆刊,(抄本,南京图书馆藏稿,无页码标记)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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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4] 同[31],无页码标记.

[35] 同[3],8卷:1.

[36] 同[3],8卷:4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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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8]徐世中.张裕钊佚文考略[J].古籍整理研究学刊,2014(3):53-59.

[39] 同[3],11卷:33—36.

[40] 同[3],11卷:35—36.

[41] 前人编.范志熙齿录.(刻版时间与页面不详)

[42]同[1],18册:459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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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7]同[46],252.

[48] (清)胡恩燮,(民国)胡国光.南京愚园文献十一种[M].南京:南京出版社,2015:191、193.

[49] 同[48] ,上册:194、195.

[50] (清) 范志熙.退思文存[M].武昌:木犀香馆刊,1888:12.

[51] 同[48] ,上册:190、91.

[52] 陶起鸣.南京愚园史话[M].南京:南京出版社,2017:195.

[53] 同[48],200、201.

[54] 同[52],195.

[55] 同[48],210.

[56] 同[4],321.

[57] 同[48],65.

[58] 同[37],40、72、130、173、184、194、203、207、226、230、822、858、859.

[59] 同[1],第18册:467.

[60] 同[48],135.

[61] 同[4],67.

[62] 同[4],67.

[63] 同[4],68.

[64]徐忆农.范志熙及木犀香馆藏书[J].江苏图书馆学报2001(1):47.

本文作者:张靖鸣,湖北鄂州人。学者、作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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